定而後能靜，

靜而後能慮，

　　▲兩京國子博士

　　明人張岱《陶庵夢憶》中說：“人無癖，不可與交，蓋無深情也”。縱覽歷代文人書家，對藏書印的癖好，真不鮮見。印章藝術肇始于先秦，成于兩漢，至唐宋以降，蔚為壯觀。早在商周時期，印章作為信物，已經有雛形流布傳世，當時的璽印，是一種近似于壓花文字或圖案的模子，這作為早期流傳的信物，盡管仍未盡完善，但今人有幸能看到，想想也實在幸運，尤其看到新發現的出土文物，大量的印章實物，琳瑯滿目，可愛得很。

　　隨著秦漢時期印章制度的完備，無論是官印，還是私印，或渾樸凝重，或潤澤雋秀，或嚴謹端莊，都堪稱為印章藝術史上的典范。隋唐時期的印式，已經呈現出與時代相輝映的吉印通 氣象。在繪畫鑒藏上，印章一直發揮其顯著的作用。

　　宋代應是文人用印的初始階段。這可能與皇帝趙佶崇尚藝術有直接的關系。宋代趙明誠撰寫《金石錄》，可以看作是文人耽玩金石雅好的開端，后來漸漸形成一種風氣。而文人篆刻的真正開啟，應當是在元代，畫家王冕發現了刻印的良材印石——據說他上山時找到了花藥石，從此開辟文人親手刻印的先例，一改過去假工人之手而為之的模式。繼而文徵明之子文彭覓得青田石，其石質地松脆，更利于刻制圖章。自此開宗立派，興起吳門篆刻，在有明一代，可謂獨領風騷。所以文彭被譽為文人印章的鼻祖，也就無足為怪了。

　　宋代米芾，是書法史上宋四家之一，有《書史》《畫史》和《海岳名言》等重要論著，米芾家藏古籍名畫、晉唐碑帖，不計其數。米芾不僅善于書畫收藏，其鑒賞水平極高，不僅就所論著來看，凡涉及書畫作品的印章題跋和流傳遞藏，以及藝術價值，都有所評述，為后人留下的史料頗具研究價值。比如《畫史》中講其使用印章的具體規范，他說：余家最上品書畫，用姓名字印、“審定真跡”字印、“神品”字印、“平生真賞”印、“米芾秘篋”印、“寶晉書印”、“米姓翰墨”印、“鑒定法書之印”“米姓秘玩之印”。玉印六枚：“辛卯米芾”、“米芾之印”“米芾氏印”“米芾印”“米芾元章印”“米芾氏”，以上六枚白字，有此印者皆絕品。玉印唯著于書帖，其他用“米姓清玩之印”者，皆次品也。無下品者。其他字印有百枚，雖參用于上品印也，自畫、古賢，唯用玉印。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出，米芾不但為自己刻制了上百枚印章，用以鈐蓋前人和自己的書畫作品，更依照作品的檔次、類型區分使用這些印章。這無疑是鑒藏印使用規范化、系統化的體現，是這一印章類型成熟的標志。

　　▲寶晉書印

　　藏書印對古籍碑帖的收藏與鑒定，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。唐代“渤海圖書”印是個明證。伴隨社會的穩定，文化的復興，收藏之風昌盛的年代，以往通過押署跋尾等方式的鑒定，已經產生相當的局限，而藏書印簡潔明晰的方式，應運而生，恰恰得到了社會上相當一部分文人的認可，收藏者中，像米芾這樣的名流，有相當數量的藏書印，這在當時的藝術界確實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。

　　米芾對鑒藏印章自行設計，命工匠制作完成，他認為鑒藏印的基本形制，應為寸余的小印，就當時的印材而言，大都為銅制。南宋詩人、學者史守之，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，宋寧宗為表彰其高風亮節，御書“碧沚”，賜予這位酷愛讀書的學者史守之。從此，史守之的藏書樓命名為“碧沚亭”，明人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有所著錄。

　　▲米芾秘笈

　　元代文人盛行藏書，藏書印的設計與使用開始大行其道。以當時的文人領袖、著名書畫家趙孟頫（字子昂）為例，所藏宋版書極富，且大都鈐蓋有藏書印。如宋槧《六臣注文選》中，鈐有“趙氏子昂”和“天水郡圖書印”，均為朱文。元本《博古圖》鈐有“松雪齋”，長方朱文印；《大廣義會玉篇》鈐有“水晶宮道人”，長方白文印；《文心雕龍》鈐有“趙氏吳興”，方印朱文。據明代學者陳繼儒在《讀書十六觀》中講趙子昂書跋云:“聚書藏書非易事。善觀書者，澄端虛，凈幾焚香，勿卷腦，勿折角，隨損隨修，隨開隨掩，后之得吾書者，并奉贈此法。”趙子昂不僅書法高妙，珍愛書籍，可見一斑。

　　▲天水郡圖書印

　　▲趙氏子昂

　　▲松雪齋

　　▲松雪齋圖書印

　　藏書樓是讀書人精神生命的巢穴，文人學士多賴此以著書立說，而且作為家族書香傳遞的重要載體，是不可或缺的，趙子昂的“松雪齋”，范氏的“天一閣”，錢謙益的“絳云樓”，諸多藏書樓閣，聲聞天下，彪炳后世，故而這些名號印成為收藏者的印信和憑證，漸漸在歷史延續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文彭工書善印，家藏圖書也非常可觀，起初他所用印章之材質，多取青田一類或牙章，自己篆寫印文，交付刻工特制，文氏留傳至今的藏書圖章有“文氏壽承”“兩京國學博士”和“三橋居士”等。

　　▲文彭之印

　　至清代藏書印的盛行，已然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風氣。當然，這種氣候的形成，離不開文人書畫篆刻家的積極參與。至清代以降，文人學者趙之謙，被譽為印壇三百年自立門戶的人。

　　趙之謙學識深厚，書法、繪畫、篆刻無一不精。趙之謙篆刻初學“皖派”鄧石如，后摒棄浙、皖成見，從“浙派”中廣泛汲取藝術精華，并憑借過人的學識，以及對金石、碑版、古泉、銅鏡的深入研究和借鑒，將浙皖兩派藝術融會貫通，形成一種嶄新的風格。其印章布局虛實相生，字形結體方正，白文印縱橫交疊、爽利蒼勁、吉印通 兼備；朱文印圓潤流暢，疏而不散，密而不亂，一派自然天趣。趙之謙常用的藏書印有“悲翁”“之謙審定”“趙氏?叔”“益甫手段”“?叔手校”等數方，集中體現了其篆刻藝術的精髓。“悲翁”朱文方印用細朱文，結體疏密有度，字體婉轉流動，神采飛揚。“之謙審定”“益甫手段”二印，同為具有典型“浙派”風格的白文方印，章法有度，虛實結合，以切刀法表現出蒼勁的古意。“趙氏?叔”與“?叔手校”二印，雖同為細朱文方印，但文字篆法各異，章法疏密各有側重，切刀技法嫻熟，表現出風格迥異的藝術特點。

　　趙之謙除自用印外，還為潘祖蔭等藏書大家篆刻過印章。潘祖蔭常用的藏書印，除“伯寅寶藏弟（第）一”“惟庚寅吾以降”等少數幾方為王石經、吳昌碩等人所制外，其余十數方皆出自趙之謙之手。可見，歷來文人學者的藏書印，多假于篆刻名家之手來完成，毫無疑問，這應當是最好的選擇吧。

　　來源：中國美術報

　　作者：李敬東

　　曾在何處—談藏書印的使用

　　書是一種財富，既然是財富就會有人想擁有。

　　《莊子·天下篇》：“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”可見戰國私家已有藏書之舉。隨后，歷朝歷代藏書家層出不窮，兩宋時，由于雕版印刷術的發展和活字的改進，私家藏書家遂成風氣，明清兩代，藏書鼎盛。在這漫長的過程中，藏書先賢枕席經史，沉湎青箱，為搜尋各種孤本秘籍，甚不惜傾家蕩產。這些藏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皆為“書癡”，大名鼎鼎的黃丕烈更自號“書魔”。試想一位古者在幽幽燭燈下，燕影竹窗旁，品讀詩詞，研習經史；右手邊是朱砂濃墨，古硯毫素；左手邊華英之品，沉香清緲，這是何等的雅致。靜攤古書，可見鈐有朱記，耀眼奪目，藏書而隨之鈐印，似乎也成了百年來的傳統。清末葉德輝在其所著《藏書十約》中說:“藏書必有印記。”這么一說，把藏書家手里的小小“藏書印”一下提升到極高的地位，如同“文人口中”常掛著的“詩詞妙對”一般，不可或缺。尚若你趁夜入室竊取一位藏書家的藏書印，后果與割去文人的“舌頭”一般嚴重，那種疼痛實要命的。在此我并不是要寫“藏書印記贊”，因為舌頭多了也同樣不好，不免會心生厭煩。明代浙江私家藏書樓中，堪輿范欽天一閣匹敵者，首推嘉興項元汴之天籟閣。項元汴字子京，號墨林山人，曾有人將其與同時代的文壇巨匠，亦是著名書家的王世貞與之相比，王氏小酉館雖藏書三萬，其爾雅樓所藏宋版更是名揚天下，但時人以為“不及墨林遠矣”。墨林所得得秘玩中，有一張古琴，上有“天籟”二字，遂以名其儲藏之室，因藏書頗豐又稱“萬卷堂”。項元汴每得名跡必鈐印累累的習慣已眾人皆知，不忍卒睹的是他的印章又多有俗手所制，刻工惡劣，故而葉昌熾在《藏書紀事詩》里評其：“十焯明珠聘麗人，為防奔月替文身”。語雖尖刻，卻是一語中的。墨林還好在所得畫幅書卷之后記上收購之價，其意在子孫出售時不能有虧損，“北宋本《北山録》卷尾欗外下角，墨林題‘原值一金’四字。”(袁克文《寒云手寫所藏宋本提要》)雖文辭被文人所棄，但由此可看出項墨林不僅是位“好地主”，還是位有遠瞻性的“好商人”。恐怕他也是擔心有人會割他“舌頭”，在割去之前，快快留下他的唾液，讓人們知道有此一人，熟不知如此卻令人惡心。不論多么嚴重，發生的事終究發生，隨著時代遠去，這些都被我們這些后世人付之一笑了。

　　唐人張彥遠在《歷代名畫記·敘古今公私印記》中載：“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，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，但備列當時鑒識一人押署。”據目前史料看，藏書印始于唐世，入宋而盛行。唐太宗自書“貞觀”二字作連珠印，玄宗之“開元”二字連珠印，雖為年號印之肇始，亦圖書收藏印之濫觴。可歸為官用。私家藏書家運用藏書印同時出現，如李泌的“鄴侯圖書”刻章，鐘紹京的“書印”，李泰的“龜益”等皆已有藏書印的功效。而后雖著篆刻藝術在文人中流行起來，藏書印也同樣流行起來。據說在東晉收藏印已有出現，惜我未查到流傳實物。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石室古寫本《雜阿毗曇心論》殘卷，鈐有南齊官印“永興郡印”，永興郡是南齊郁林王蕭昭業隆昌元年(四九四年)所設，是否可歸為“藏書印”還是值得探究的，就算是，其概念在當時應該并未那么明確。明代以后的藏書印的種類樣式開始多元化了，我個人就其作用而言總結為，藏書印有表歸屬，證流傳，示身份，顯權貴，誡珍愛，明志趣，辯版本，道言論等，形式不一。藏書印的使用，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話題，我們可以根據其內容逐一來排列，從中可窺見古代藏書家的不同心態，從而分析藏書印使用的規律。

　　表歸屬

　　實此類藏書印最為普遍，每一個藏書家都是一個貪婪的占據者，私家與官府相比之，其藏書來之不易，得善本者必在書角蓋上印章，表其歸屬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每個藏書家都有自己的姓名藏書印，清代著名的常熟鐵琴銅劍樓，山東海源閣，湖州的皕宋樓，杭州八千卷樓四大藏書樓都各有其齋堂藏書印，以明書之歸處。除用自己姓名，堂號來表示，亦有用祖籍、里居、身世、門第、行第等能顯個人或自家情況的字樣。

　　證流傳

　　寧波有一處無人不知的藏書樓——天一閣，位處月湖之西，值得關注的是天一閣藏書有的可見幾代主人遞藏的印章。“東明山人之印”即第一代主人范欽所用，范氏字堯卿，號東明，故起初其藏書樓名為東明草堂。自好友家萬卷樓失火后，豐坊無心收藏，便販賣藏書，其中最大的買主就是天一閣主人范欽。早年兩位藏書家相處友善，范欽常去萬卷樓手抄孤本秘籍，而豐坊年齡藏書名氣當時皆長于范欽，還曾為天一閣纂寫《藏書記》。萬卷樓所藏書目歸之范氏，也是最佳人選。隨藏書增加，東明草堂已不堪容納。遂決定在住宅的東面重建藏書樓，心怕也同有豐家下場，取“天一生水”之意，定名天一閣。范欽游宦期間喜每到一地，搜訪地方文獻。范欽一反傳統藏書家常態，喜藏當代文獻著作，尤其是明代地方志、政書、實錄、詩文集等。這實給后來乃至今日藏書家一個新的啟示，不要厚古薄今，要因時而已，早年明嘉靖以前被列善本，今日再藏明善本者非一般人所能及。時代推移，距今不久的意義重要的精刻著述同樣應被重視，同樣會登善本之列。

　　示身份

　　明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青蘿山房主人宋濂，宋氏官至翰林學士，唐宋以后，稱翰林院為玉堂，故其有一印“玉堂學士印”，便把身份官職帶入藏書印。天一閣主范欽如是，其官至兵部侍郎，又別稱司馬，故印曰“司馬之章”，司馬之職又在負責功賞事務，明清有官名稽勛司，故而又有“司勛大夫”一章。乾隆時的杭世駿，這人學問大得很，可惜后來盡落得罷官歸田。他有一印，文曰“御史大夫”，從中可知他曾任翰林院編修。明清時以殿試后一甲二、三名及庶吉士留館者充任翰林院編修，雖無實職，但級別相當于古之御史大夫。觀古堂主人葉德輝著述《書林清話》影響極大，雖曾言有時不愛讀書，卻不僅藏書萬卷，而且學問在當時也是名聲顯赫。“吏部司封章”、“天官大夫”兩印是其受、授吏部主事時所用。司封為唐宋時吏部官名，掌封爵、敘增、承襲之事，明清稱驗封司。《周禮》分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，唐朝曾以吏部為天官，故葉德輝又稱自己是天官大夫。只是后來志向變更，到吏部不久便辭官歸湘里居，并以提倡經學自任。

　　顯權貴

　　官爵固然顯示了藏書家的身份，更有用閑言碎語流露其非同一般的地位。“老屋三間賜書堂萬卷”，這是鮑廷博用印，鮑氏得朝廷所賜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萬卷，辟堂三楹，分貯四大櫥，鮑家這是皇恩所賜，便言其堂之額曰“賜書堂”。八千卷樓的丁氏兄弟護惜文瀾閣藏書之舉，已成佳話，功不可沒，巡撫譚鐘麟將其經過具文報告朝廷，光緒皇帝為此頒旨：“文瀾閣毀于兵燹，其散佚書籍，經丁申、丁丙購求，藏弆漸復舊觀，洵足嘉惠藝林。”遂有“嘉惠藝林”一印，以紀此事，印文周有龍紋相繞，更顯族門生輝。

　　誡珍愛

　　藏書家許善齋治印曰：“得之不易失之易，物無盡藏亦此理；但原得者如我輩，即非我有亦可喜。”每位藏書家愛書護書都到了極致，“即非我有”的豁達精神，也是想子孫也能有幸同觀先哲古訓。更有發狠心者，萬貞一在藏書印中聲稱“吾存寧可食吾肉，吾亡寧可發吾悖，子子孫孫永勿鬻，熟此自可供膳粥。”而孔文升則干脆逆引曹操那句“寧讓天下人負我，我不負天下人”的“妄念”，制作了一方“寧人負我，我毋負人，寧存書種，無茍富貴”的印文。澹生堂主祁曠翁治銘記：“澹之堂中儲經籍，主人手校無朝夕，讀之欣然忘飲食，典衣市書恒不給，后人但念阿翁癖，子孫益之守弗失。曠翁銘。”在擔心后輩不能理解家藏萬卷書籍的意義時，便有直言條規者，最為著名的是陶崇，以印告誡讀書人：“聚書藏書，良匪易事，善觀書者，澄神端慮，凈幾焚香。勿卷腦，勿折角，勿以爪侵字，勿以唾揭幅，勿以作枕，勿以夾策，隨開隨掩，隨損隨修，后之得吾書者，并以奉贈此法。”此中方法隨之口傳，便成了后世讀書的準則。唐代杜暹書末自跋“清俸買來手自校，子孫讀之知圣道，鬻及借人為不孝。”便很直白地闡述其中道理。

　　明志趣

　　“忠端是始，犁洲是續，窮不忘買，亂不忘攜，老不忘讀，子子孫孫鑒我心曲。”這是明末黃宗羲宣誓明志般的藏書印。而“讀書注目而視，瞳子嘗墜眶外半寸，人有出其左右，不知也。”能讀書專注成這樣，時有幾人，這是學者黃宗羲在其著述《豐南禺別傳》中，對另一位藏書家讀書之貌的描述，這個人就是范欽的老朋友萬卷樓主人豐坊。豐氏原為鄞縣大姓，歷代為官，豐坊承族門祖德，博學工文，尤經書法，盡鬻以購法書名帖，常夤夜不輟，心摹手追，故五體皆能，以至黃宗羲這樣的大家也對其欽佩。豐坊在嘉靖二年中進士，明朝于各直省舉行鄉試，中試者稱為舉人，考中舉人第一名者成發解。豐坊藏書上可見“發解出身”一印，可見豐氏身懷敖才，并露出其自傲外顯的性格。豐坊有兩方閑章，實足一提，“土木形骸仙風道骨”、“筆研精良人生一樂”，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寓意非常的對子，真是一位純粹的讀書人，訴說著藏書雖癡卻不失文人大雅的情趣。可正是這般聰明和雅致有時太為過分，最后落得“貽笑儒林，欺罔后學”。因為其常年沉溺于書淫墨癖之中不能自拔，所以有自造偽書這樣的行為也可想象，如《河圖》石本、《魯詩》石本、《大學》石本，謬稱是其祖先清敏公于北宋間得之秘府，又有朝鮮《尚書》、日本《尚書》，謊說是其曾祖得之驛館。此滑稽玩世之舉，目空古今，終遭罵名。他本恃才傲物，又不善治家，晚年家財散盡，后殘遭火災，販盡圖書。不幸晚得心疾，貧病交加，乃至寄居蕭寺，客死僧舍，令人嘆惜。

　　辯版本

　　汲古閣的“毛抄本”、“毛刻本”至今尤為人所稱頌，汲古閣的藏書可謂是書林至尊，毛晉常以高價收購各種善本舊抄，據說他曾在門前貼了一張榜書：“有以宋槧本至者，門內主人計葉酬錢，每葉出二佰；有以舊抄本至者，每葉出四十；有以時下善本至者，別人出一千，門內主人出一千二佰。”世間幾人不務實？可想而知當時有多少商賈云集于毛氏之門。在毛晉的藏書印中有“甲”、“宋本”、“元本”，《東湖叢計》：“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，以『宋本』、『元本』橢圓式印別之，又以『甲』字鈐于首。”后之藏書家多有效仿。

　　道言論

　　讀書是身體里主動對未知領域去探索的行為，不知不覺，是對知識迫切需抿嚼的欲望在使壞，壞得可愛。“饑讀之以當肉，寒讀之以當裘，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，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。”宋代藏書家尤袤如是說，書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有萬能之功效。藏書印雖使藏書家聲名遠播，代代相傳，但這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。藏書家大都為藏而藏，深知其中艱辛與超然之處，藏書印中的支語片言是道不盡藏書家們的良苦用心。他們也想平淡。天籟閣主人項墨林妄想得天下一切奇書，在藏書印中我又窺得其內心深處的安靜，有印言“沮溺之儔”，沮是長沮，溺是桀溺，他們是春秋時期的兩個隱士，從事耕作。其實藏書家應有那么一個心態，人人都只是世間平凡的一員，匆匆過客，在短暫的幾十年中把手上的珍品秘籍保存好，以便流傳就是天大的善舉了。

　　關于使用

　　待對古代藏書印的內容掌握后，關于具體使用，其實還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像項墨林心懷那種急于“留名于世”的心態，大可不必。一個大藏書家，在歷史中留下自己姓名是有道理的，畢竟在保存國故與文化傳承方面起著重大的作用，但非要把書蓋得面目皆非，恐怕“國故保存”這一項就不合格了。所以在鈐印之時還是少蓋，或如葉德輝所言不蓋為最好，這是其一。

　　我們可以常見到“子子孫孫永寶”之類的藏書印，對此我頗有微詞，都言“書”對于“藏書家”而言可比妻妾，然而父輩過世后，老子的“老婆”又為何要子孫們去苦苦相守？盡孝道，好好善待自然是道理，尚若子孫不喜歡，也要求像父親一樣去愛，有些徒生折磨了。其實每個藏書家無非只是希望書籍能世代相傳，傳下一個民族的文明，后世子孫能夠體會“保存”的意義固然是好事，尚若他們不喜歡卻利用道德孝道施加命令，惟恐出現相反的現實。歷史可鑒，大多藏書世家的收藏終究都是散盡的。還不如免去這條規定，讓子孫易書后活得踏實。藏書家許善齋治印曰：“得之不易失之易，物無盡藏亦此理；但愿得者如我輩，即非我有亦可喜。”“即非我有”的豁達精神確實應該是藏書的最佳心態，天下奇書千萬，收盡何時是了，轉至他人手上也是一種遞人智慧的表現。在此倡議蓋印內容涉及姓名堂號即可，以便后人查詢，俗語者最惡，這是其二。

　　其三。小小藏書印功用百態，形制多樣，規格不一。依形狀而言，有方形、扁方、圓形、條形、琵琶、壺、瓶、葫蘆、錢幣、鐘、鼎、瓦當、動植物以及幾何形等；依字體而言，有真、草、隸、篆、九曲迭文；從鐫刻來說，有陰文、陽文、飛白；從字數來說，每印多寡不一，少則一、二字，多則數十、上百字。但終究無論什么形質什么文體什么內容，還是有雅俗之分的，以方正為善，以畸形為惡；以朱文為主，以白文為次(朱文印泥覆蓋較少)；風格以工整為雅，以殘破為俗。最好請當時名家治印，自古便有藏書家請名手治印的佳話，這也分兩種情況，毛晉請當時名家汪關所作，應該是視其印風工整印格較高，此類情況治印用于藏書印；而周叔弢先生收得宋本《孝經》后，異常興奮，專門請名聲顯赫的齊白石先生刻“孝經一卷人家”一方印，并非使用，而是借名家的聲望以示對書的珍愛，這類情況是借治印抒情，其齊派風格成就雖高，用于藏書印就太過張揚。無論哪種情況這都是對書籍的尊重，不敢半點怠慢。印文要雅致與書相媲，民國以來王福安陳巨來一派的印風逐漸占領了“收藏印”的領域。

　　今人周叔弢先生，不僅藏書有功，且手經善本都只用一方“周暹”小印，他早年還用一長方陽文的“曾在周叔處”的圖章，后來在善本書上就只用此枚方形“周暹”兩字白文小印，而且都蓋在書的空白處。此印是童大年所刻，周老手上名家治印甚多，而選用這方印，周老自言只是因為它小，老人惜書，恐后人不喜其收藏印，考慮這樣捥去不至于傷書太甚。他用印泥也十分審慎，唯恐把印鈐在書上滲油或變色而損害書籍，幾十年來他在善本書上鈐印用的是其二十幾歲時，在西泠印社所購印泥，都是要經過試驗后，不滲油也不變色才愿意使用。后來又買過多種高價印泥，因未經試驗，始終不敢用在好書上。捐書護書，周老先生真可謂是功德圓滿，用心良苦。鈐印前一定要仔細斟酌鈐印的方位，不可漫不經心，周老對印吉印通 泥使用的心思值得我們借鑒，此為第四。

　　藏書印最大的功效，無非是表述一本書曾在何處，而“在何處”就是一本書流傳下來的歷史腳步。作為一位讀書人，若在閑時推窗而坐，攤書靜讀，無論善本秘籍與否，然紙白如玉，墨潤如漆，書香陣陣，靜讀罷后，取出自己的藏書印，小心翼翼鈐于扉頁，以表用心，此時此刻“黃金滿屋”著實不如“經書一卷”(黃丕烈用印)了。